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·斯诺登揭露丑闻事件正酣的时候,美国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机构向自己的问询对象提出了传统的问题:斯诺登是叛国
者还是爱国的卫士?比如在康涅狄格州,在2000份问卷中,仅有1/3的人认为斯诺登是叛国者。与此同时,45%被问询者宣布,美国所采取的反恐措施限制
了公民自由,而51%的人则支持美国特工机构的全方位偷听行径。当地一家媒体颇有深度地写道,美国人这种不一而足的的反响首先说明,公众对政府在试图制止
恐怖行为方面的动作程度感到震撼。
捍卫人权组织大赦国际(AmnestyInternational)宣布道,不应对公布美国政府违反人权信息的人进行指控,因为此类信息的泄漏得到自由表达观点法律的保护。
在社会意识中,自然而然地将“斯诺登案件”和维基解密的朱利安·阿桑奇及美国兵布拉德利·曼宁案件排在一个序列。俄罗斯总统人权委员会主席米哈伊
尔·费多托夫认为,这三个人的动机是相似的:他们都想将信息公布于众,“对人类行善”。而且,这三个人“都出生在现代信息世界,没有互联网就不可能有他们
的出现。”费多托夫这样认为。
有人甚至认为,新型的反全球化分子诞生了。在没有了哪里是自己人、哪里是他人的思维后,此类英雄正勇往直前,而且不知道自己的最终目标是什么。
无论如何,大多数评论家并不倾向于相信斯诺登或者曼宁可能的善意行为。批评家们认为,试图造就勇敢的真理爱好者形象,其实与那些并适宜的实际情况
相抵触。斯诺登在中央情报局工作,做为一位成年人,他非常明白,这里不是什么“教堂合唱团”。而曼宁更是违反了一名士兵所发下的誓言。
当然,那些持相反立场的反对派也是不少的。阿桑奇的美国律师迈克尔·拉特纳在接受“俄罗斯之声”采访时提醒注意他认为的两个主要问题。其一,总能
找到一些准备采取行动的人,他们不在乎来自政府方面的清洗。其二,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年轻人有一种良心上的敏感,准备根据自己的信念采取行动。比如布拉
德利·曼宁,他看到了杀人的录像资料,其中包括在伊拉克的记者被害。爱德华·斯诺登同样把他知道的信息公布出来。美国特工机构不得不邀请年轻的、有才华的
专家参与工作,但这些人常常秉持和白宫、五角大楼及中央情报局不尽相同的观点。律师这样指出。他还补充道:人们坚信,他们应有权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讨论,这
才是真正的民主。
与此同时,怀疑论者认为,伴随围绕斯诺登丑闻的不断升级,对于斯诺登本人、甚至是对于他们所公开的秘密而言,所剩的位置已经越来越少了。而且,所
有国家从事监控工作的特工机构,都是为此而设立的。一段时间,做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老布什曾说过,信任是间谍的工具。问题还在于另一方面,正如爱沙尼亚一
家报纸所写道的,那些遵章守法的人极力逃避的更为重要的命题,即,他们再次明白,在这个世界上,对谁也不能完全相信。
毫无疑问,从实力政策的支持者角度看,爱德华·斯诺登只不过是地缘政治游戏的马前卒。明眼人可以看出该事件所存在的双重性,也就是说,不是关于斯诺登的争论,也不是关于他的动机和所公开秘密的争论,而是地缘政治游戏的规则问题。
正如俄罗斯一家知名网站撰写的编辑文章中所写到的,中国要比所有人更为自信。他启动了丑闻进程,然后适时脱身。处于最为窘境状态的是美国政府。华
盛顿不能将这场变成全世界范围内的丑闻制止住,对它来说,是最为不利的事情。一直批评克里姆林宫违反人权的美国,现在不得不乞求将这位公布其政府介入本国
人和外国人私生活信息的前特工递交给美国政府。
爱德华·斯诺登的历史并未被画上句号。很难说,在最近的未来就能够画上句号。但是,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·皮莱的宣言可以被看成是省略号。
她认为,斯诺登问题和其它一系列大规模违反私人生活不可侵犯权利的破坏,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,各国对这些问题无权视而不见。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第12章
和联合国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第17章规定,任何人的私生活、住宅和通信都不应遭受恣意妄为的介入。“人们应相信,他们的私人交流不会成为国家
无理研究的对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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